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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这样一个时间段埃森哲发布《技术展望2023》报告，对我而言都是一次知新时刻，如此已经整整十年。当我看到今年报告主题“当原子遇见比特”时，脑中立即的反应是：这两个概念的诞生，并列在一起形成叙事，这中间隔着2100年。这是多么神奇的事情。
《技术展望2023》开篇第一句写道：我们生活在两个平行的现实中，一个是原子构成的现实世界，一个是比特构成的数字世界。这并非惊世骇俗的描写。人工智能的进步不断刷新人们的认识和危机感。在我看来，比这个更令人惊叹的是原子的概念和想象如何落在古罗马一位诗人的笔下，经过1000多年的埋没，重新被发现并成为文艺复兴和科学精神的肇始。
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就试图用原子的概念解释宇宙演变和人生的使命。公元前一世纪，古罗马共和国晚期的诗人卢克莱修（Titus Lucretius Carus）将这一宇宙观写成长诗《物性论》》（De Rerum Natura），用今天的智识阅读这样一首2000多年前的关于原子如何构成世界以及人们该怎么样摆脱恐惧快乐生活的长诗，必然叹为观止。所谓比特的世界，依然是卢克莱修描述的世界的一部分。从提出原子概念到比特的认知，跨度几乎覆盖大半个人类文明史。
从文艺复兴时期至今，拉丁语的《物性论》被翻译成各国语言，但直到去年才出版第一个由拉丁语直接翻译的中文版。这是一个值得书写的事件。李永毅此前已经从拉丁语原著翻译出版了《卡图卢斯歌集》、《贺拉斯诗全集》以及《奥维德全集》。非常难得却经常被人忽视的是，李永毅的诗歌翻译完全遵循和保留了原版诗歌的分行和格律。
《荷马史诗》开创了欧洲史诗六音步诗歌体，即每一行由六个音步（12个音节）构成，由长短音的错落构成韵律（扬抑抑格， dactyl），但并不押韵。这也是古典诗歌和悲剧最高贵的形式。但是很多欧洲语言史诗或诗歌体戏剧在翻译成中文时，变成了散文形式。李永毅的译本完全对应拉丁语原著的行数，并以每行六顿（一顿为两到四个字的词组）的节奏还原了六音步，而且行行押韵，虽然无显著的韵式。以顿代步可能是对西方古典诗歌尤其是史诗最好的翻译方式。
《物性论》一共六卷，7400多行，与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以及奥维德的《变形记》并列为拉丁语文学中最杰出的长诗。卢克莱修死于公元前55年，是维吉尔和奥维德的上一代诗人，不过和拉丁语黄金时代的伟大诗人相比，人们对他的生平几乎一无所知。《地狱篇》中，但丁在地狱边缘遇见了基督前的伟大诗人，并将自己归入其列，包括荷马、贺拉斯、奥维德、卢卡努斯以及他的引路人维吉尔。
显然，但丁并没有读到过卢克莱修，或许不知道他是拉丁语黄金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但是如果他读了《物性论》，但丁是否会将其安排在地狱深处、与否定基督和神的异教徒为伍？但丁是否会容忍《物性论》第一卷第62-83行这样的诗句：
实际上，在基督出生后这首长诗就逐渐被遗忘，并在基督教统治欧洲的1000多年中完全消失，直至1417年被重新发现和抄写。
对于统治欧洲1000多年的基督教来说，《物性论》极具颠覆性和危险。但是这种威胁并没有成为现实，或要归因于书籍在中世纪漫长岁月中难以保存和传播。在奥古斯都之后罗马帝国逐渐衰落、直至皈依基督教的三百多年中，众多古典作品的手抄稿逐渐埋没和遗失。即便是在凯撒的时代，《物性论》似乎只在少数统治精英中传阅，仅在西塞罗和奥维德的信笺中留下痕迹。基督教体制并没有全部封杀所有多神教时代的典籍，苏格拉底、柏拉图、维吉尔、奥维德这些先贤和诗人的作品依然在流通和阅读，因为他们不会对基督教的一神论构成威胁。但是《物性论》则是对基督教的全面反动，但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任何典籍都是小范围的，只要不再手抄，就无从传播，只会在时间的锯齿中自然消亡。
直到一个名叫波吉欧‧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的佛洛伦萨人在德国西南部山区的修道院发现了一部《物性论》手稿。这一个故事被哈佛大学人文学教授、莎士比亚研究新历史主义旗手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生动地写成了The Swerve: How the World Became Modern （中译本翻译为《大转向：世界如何步入现代》）。（中文版将这个关键词翻译成“大转向”并不准确。拉丁语译者李永毅指出，英文翻译swerve是伊壁鸠鲁原子论术语“偏斜”的标准说法。）
波吉欧生于十四世纪后期。经过漫长而蒙昧的中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开始转向古罗马和古希腊的经典，寻求新的精神源泉。但丁之后最杰出的意大利诗人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创作十四行诗歌颂爱情，并致力于搜寻和整理拉丁语古籍。波吉欧师从彼特拉克的学生，继承了人文主义衣钵，对复古充满热情。他虽然出生贫寒，但是受过良好教育，拥有一项高级手艺：写一手特别漂亮的字，精通拉丁语。现在欧洲语言出版中使用的罗马字体就是源于他的手笔。高超的书法和拉丁语是基督教廷非常需要的专业技能。他的这番技能帮助他打开了一条通向基督教体制最高权力阶层的道路，但是他对教士阶层深恶痛绝，拒绝成为教士，只想以这门技艺谋生。凭借他高超的书法和精湛的拉丁语，他成为了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的使徒秘书 (apostolic secretary) ，身处欧洲的俗世和神权世界的权力中心。
波吉欧对基督教教士阶层的制度和生活方式深恶痛绝，他的精神生活依赖于阅读和搜寻拉丁语古籍。约翰二十三世在1414年德国在德国的康斯坦茨会议中被推翻，波吉欧随之失业。他在之后几年中一遍找工作，一边在德语地区的修道院寻找古籍手抄稿。1417年，他在康斯坦茨不远的一座修道院发现了尘封数个世纪的《物性论》。
格林布拉特在《大转向：世界如何步入现代》中用主要篇幅复原了《物性论》被发现的历史背景，只用最后两章快速论述了它对后世的影响。格林布拉特写道：如果卢克莱修提供了一个道德化和净化的罗马快乐原则，那么基督教提供了一个道德化和净化的罗马痛苦原则“。他认为，随着《物性论》复兴的世俗主义和原子主义思想的传播，文艺复兴由此肇始，为科学和宗教思想带来了解放，深深影响了如波提切利、布鲁诺、伽利路、达尔文、蒙田、莎士比亚、爱因斯坦等伟大的头脑，将世界领入现代。
波提切利的名画《春》和《维纳斯的诞生》似乎就是对《物性论》第一卷开篇的展现；蒙田显然备受《物性论》影响，他所读过并写有笔记的拉丁语版《物性论》至今保存在哈佛大学图书馆；莎士比亚很可能读过卢克莱修，因为他的朋友和同事Ben Jonson有一本。《罗密欧与朱丽叶》中Mercutio在描述春婆(Queen Mab )时使用到了原子这个词语；《亨利五世》中，桂嫂叙述福斯塔夫死去的场面像极了《物性论》对死亡过程的描述；爱因斯坦对宇宙图像式的思考模式像极了卢克莱修对原子世界的描述，只不过前者是验证研究，后者是哲学思辨。
格林布拉特是人文学学者，莎士比亚专家，对文艺复兴情有独钟。《大转向：世界如何步入现代》是对人文主义神话的令人眼花缭乱的重述，即把古典主义从一千多年的修道院黑暗中解放出来，文艺复兴就是古典在人文主义者领导下对教会正统的反抗，并产生了现代的知识。但是格林布拉特过度地将欧洲现代世界的开始归于《物性论》，而无视技术（尤其是印刷术）、航海大发现、教会改革、启蒙运动等因素，使得他的结论难以信服。当然如果按照格林布拉特的逻辑，我们今天讨论原子和比特的相遇，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也得益于这部诗歌。
美国国父托马斯‧杰斐逊拥有不同语言版本的《物性论》。他直言是一个伊比鸠鲁主义者。（或许因为他），《独立宣言》道，“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中间还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the pursuit of Happiness）的权利。”
在我们的战国时代就提出世界由不可再被分割的原子构成，这本身就是惊世骇俗和革命性的。这个认知要2000多年后才能被科学证实。哈佛大学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称这个想法——由不可毁灭的物质组成的形式的无休止的变化——是 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思想。
那么《物性论》到底在说什么？简而言之，这是卢克莱修以说教诗的形式对伊比鸠鲁主义的阐释：世界是原子构成的，神和人类世界无关，并不存在死后的世界，灵魂和身体同生同灭，因此人类不应为死后世界感到恐惧，因而活着要追求快乐。苏格拉底所说，哲学是关于学习怎么样死去。一部《哈姆雷特》被人们每年讨论书写，无非就是如何活着和如何死去的问题。在我看来，《物性论》的核心是，人只拥有活着感受到的世界，没有死后的世界，因此要在活着的时候追寻快乐和愉悦。
《物性论》是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说教诗。卢克莱修在诗中表达道，在几乎所有时代的宗教信仰中，如果没有平息神的愤怒或获得神的保护和恩惠的希望，崇拜一个神似乎毫无意义。一个对惩罚或奖励不感兴趣的神有什么用？卢克莱修坚持认为，这种希望和焦虑恰恰是一种有毒的迷信形式，将荒谬的傲慢和荒谬的恐惧等量齐观。他认为，想象诸神真的关心人类的命运或他们的仪式做法是一种特别粗俗的侮辱。然而，错误的信仰和遵守不可避免地导致人类的悲惨命运。
一切事物都是由这些种子形成的。它们是不变的、不可分割的、不可见的、数量无限的；它们不断地在运动，相互碰撞，聚集在一起形成新的形状，分开，再次重组，持续不断。
物质的基本粒子--事物的种子是永恒的。整个宇宙是由看不见的粒子组成的，从星星到最低级的昆虫，都是不可摧毁的和不朽的，尽管在这个统一体中的任何特定物体是短暂的。也就是说，我们观察到的所有形式，甚至那些看起来最持久的形式，都是暂时的。
基本粒子在数量上是无限的，但在形状和大小上是有限的。它们就像字母表中的字母，是一个离散的集合，能够被组合成无限多的句子。 而且对于事物的种子，就像语言一样，组合是按照密码进行的。由于不是所有的字母或所有的词都能连贯地结合，所以也不是所有的粒子都能以各种可能的方式与所有其他粒子结合。在原则上，它可以被人类科学调查和理解。
所有的粒子都在一个无限的虚空中运动。像时间一样，空间是没有界限的。没固定的点，没有开始、中间或结束，也没有限制。物质没有被挤在一起，形成一个坚固的质量。事物中有一个空洞，允许构成粒子移动、碰撞、结合和分离。
宇宙没有创造者或设计者。粒子本身没有被制造，也不能被破坏。世界上的秩序和无序模式不是任何神圣计划的产物。天意（providence）是一种幻想。存在的东西不是任何总体计划的表现，也不是物质本身所固有的任何智能设计。
一切事物的出现都是一个偏斜（英文翻译为swerve，拉丁语 declinatio, inclinatio, or clinamen）的结果。如果所有的单个粒子，以其无限的数量，在虚空中直线下降，像雨滴一样被其自身的重量拉下来，那么什么都不会存在。但是相反，粒子在绝对不可预测的时间和地点，它们从其直线路线上略微偏移，其程度可描述为不过是运动的偏斜。它足以引发一连串无休止的碰撞。宇宙中存在的任何东西是由于这些微小粒子的随机碰撞而存在的。无尽的组合和重组，在无限的时间跨度内由碰撞产生。偏斜是《物性论》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李永毅认为：《物性论》古代抄本在15世纪重见天日，也是一个偶然的“偏斜”，一个可以不发生的事件，却极大地改变了近现代哲学和科学。
偏斜是自由意志的来源。在所有有知觉的生物，包括人类和动物的生活中，基本粒子的奔腾转向是自由意志存在的原因。因为如果所有的运动都是一个长长的预定链，那就没有自由意志的可能性。原因将永远跟随原因，正如命运所决定的那样。相反，我们从命运中夺取了自由意志。
灵魂会死亡。人的灵魂是由与人的身体相同的母体构成的。我们没办法在某个特定的器官中找到灵魂，这只意味着它是由极其微小的颗粒组成的，在静脉、肉体和筋骨中交错。我们的仪器不够精细，无法称量灵魂：在死亡的那一刻，它就会消散，就像酒的花香蒸发了一样。 身体死亡--也就是说，当它的物质消散时，作为身体一部分的灵魂也会死亡。
没有来世。人类一直在安慰和折磨自己，认为在他们死后有东西在等着他们。要么他们将在一个没有寒风吹拂的天堂花园里永远采摘鲜花，要么他们将被推到一个严厉的法官面前，因为他们的罪过而被判处无尽的痛苦。但是，一旦你掌握了你的灵魂与你的身体一起死亡，你也就掌握了不可能有死后的惩罚或奖励。
死亡对我们来说不算得上什么。当你死了，当那些连接在一起，创造和维持你的粒子分开时，既没有快乐也没有痛苦，既没有憧憬也没有恐惧。
所有有组织的宗教都是迷信的妄想。这些妄想是基于根深蒂固的渴望、恐惧和无知。人类投射出他们盼望拥有的权力和美丽以及完美的安全感的形象。
人类生活的最高目标是增加快乐和减少痛苦。生活应该被组织起来，为追求幸福而服务。没什么道德目的比为自己和同伴的这种追求提供便利更高的了。所有其他的主张——对国家的服务、对神灵或统治者的颂扬、通过自我牺牲对美德的艰辛追求——都是次要的、被误导的或欺诈的。人的自然需求是简单的。若无法认识到这些需求的界限，就会导致人类为获得更多的东西而进行徒劳无益的斗争。
快乐的最大障碍不是痛苦，而是妄想。人类幸福的主要敌人是无度的欲望，幻想获得超越有限的凡人世界所允许的东西和咬牙切齿的恐惧。
如此概括一首7400多行的哲学诗显然过于粗暴。对于现代读者来说，当进化论和宇宙大爆炸成为常识，当我们对AI感到兴奋和恐惧，我们阅读这首诗可能不会产生波吉欧或布鲁诺那样的颠覆感。但如李永毅所言，《物性论》首先是伟大的诗，其次才是哲学。而且对于中文诗歌而言，在拉丁语诗歌中，《物性论》的价值最具特别，因为从古至今没有一位中国诗人这样写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