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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农的意思是去报文科，毕竟父亲本身就是写文章的一流好手，自己从小耳濡目染，也很喜欢文学，不料却遭到了父亲的反对：
与许多家庭一样，陈晓农逆反心理一上来，干脆也没报考大学，而是报名去了内蒙古插队。
看到儿子回来，陈伯达也很高兴，后来托关系把儿子安排到石家庄制药厂工作，但同时提出要求：
1970年10月，陈晓农从学徒转为正式工人，高兴之余立即给父亲写了封信，还想着能回去看看父亲，可是没有想到的是，收到的回信不是父亲写的，而是父亲的秘书写的：
大革命时期，陈伯达参加了革命，当时年仅21岁的陈伯达信奉的是，因此参加了。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量的员与革命群众相继被杀，但陈伯达这时却从厦门跑到了上海，并找到陈独秀要求参加，应该说从这一个方面，足以看出陈伯达在早年也是一个倾向于革命的进步青年。
“我是在蒋介石、清党大屠杀的时候，在上海申请入党的。在大屠杀的反革命恐怖中，在各大报纷纷登出组织被破坏和大批叛徒自首启事的恐怖中，我自愿列在伟大队伍中，就免了我入党的候补期。”
不过，当时因为大革命失败，陈伯达也很难在上海立足，在党组织安排下，他前往武汉，负责宣传工作，不久后又前往苏联。
相比之下，陈伯达更热衷于理论工作，特别是后来抗战爆发后，当时北方正处于日寇铁蹄之下，陈伯达很希望可以处在一个相对安稳的环境下，因此向组织上申请到延安去。北方局当时同意了陈伯达的申请，批准他到了延安。
之所以安排陈伯达到延安，是因为当时中央于1937年7月创办了陕北公学，正缺乏教职员。
陕北公学主要负责培养短期干部，重点培养抗日军政干部，学成以后安排至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
陈伯达在大革命失败之际入党，意志无须怀疑，而且在苏联留学过，在华北从事过地下工作，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更重要的是，曾在北平中国大学国文系当过教师，有过当老师的经验。
就这样，陈伯达到了延安，只是在陕北公学教书期间，陈伯达不算是受学生欢迎。
作为一名陕北公学老师，陈伯达的优势毋庸置疑，但也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即一口的闽南方言很难让人听懂。据说陈伯达在上课时，每讲一句话，就要在黑板上写，与其说是讲课，不如说是写课。
当然，这也同陈伯达身上的怪癖也有很大关系，除了说方言，他的日常生活也可以说是一团乱糟，据师哲回忆，陈伯达的住处经常是臭烘烘，乱糟糟的，桌子上、床上、地上都堆满了书。
也因为方言难懂，陈伯达也很少与人交流。有意思的是，在所有人中，唯独谢富治能听懂他的方言。
不过，熟悉陈伯达的人也都称，他身上虽然有不少怪癖，但不能否认的是他很有才，虽然有时说不好，但却很能写。
1938年5月5日，延安马列学院成立以后，时任校长的张闻天就把陈伯达调来当老师。
张闻天遵义会议以后，一度是党的负总责的人，但到了延安以后，就基本上从事了他最擅长的宣传教育工作，马列学院是专门培养理论干部的学校，也更适合陈伯达。
一次开会，毛主席来了，张闻天还把陈伯达引荐给他，但毛主席那时并没有记住陈伯达。
一次理论座谈会，会上有人就孙中山的思想的阶级性展开辩论，那时有的人觉得孙中山的思想是小资产阶级，也有的人觉得是民族资产阶级，但陈伯达站起来后侃侃而谈：
“我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有两个两重性：既包括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又包含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
尽管他的发言中仍然带有不少闽南方言的特色，但毛主席还是听懂了，也就是从这句话，毛主席觉得陈伯达是个可塑之才。
当时，陈伯达的职务是“主席办公室秘书长”，因军委主席就是毛主席，所以陈伯达实际上就是给毛主席当秘书。
让陈伯达名声鹊起的是他在抗战时期发表的文章《评〈中国之命运〉》，不少人都称，这是陈伯达写的最好的文章。
1943年，在蒋介石授意下，他的政治秘书陶希圣写了一本小册子叫《中国之命运》，后来被署名为蒋介石，并公开发表。
整本小册子虽然洋洋洒洒写了十几万字，但通篇都在宣传只有才能救中国，只有蒋介石才能救中国，并污蔑、攻击中国，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铺路。
更为关键的是，蒋介石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将这本小册子装饰的异常豪华，采用了最好的纸印刷，却用很便宜的价格出售，意在使每一个普通的老百姓都能买到并看到这本书。
面对当局掀起的舆论攻势，毛主席当然要布置反击，将这股舆论攻势反击回去，按照毛主席的嘱咐，范文澜、齐燕铭等人纷纷撰文反击，不过就在此次论战中，反击最有力的显然还是陈伯达。
陈伯达接了毛主席的题目以后，花了三天的功夫，写成了《评蒋介石先生〈中国之命运〉》，递给了毛主席审核，毛主席看了以后，删去了题目中“蒋介石先生”五个字，算是稍稍给蒋介石留了点面子。更为关键的是，毛主席把文章的署名改为陈伯达。
毕竟当时正值抗战时期，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了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只有如此。
毛主席这一段内容加的是相当辛辣，一开始就点名了陶希圣为蒋捉刀一事，并且点名了陶希圣的身份。
陶希圣1938年年底曾随汪精卫逃到香港，并为汪精卫的叛逃制造舆论，1939年出任南京汪伪政府中央宣传部长，1940年1月对汪精卫失望后，又同高宗武一起逃到了香港，揭露汪精卫汪日签订卖国“密约”内容。
“该书是由陶希圣担任校对的。许多人都觉得奇怪:先生既是的总裁，为何需要让自己的作品，交给一个曾经参加过南京汉奸群、素日鼓吹法西斯、反对同盟国而直到今天在思想上仍和汪精卫千丝万缕地纠合在一起的臭名昭著的陶希圣去校对呢？难道中线日，陈伯达的这篇文章在《解放日报》上公开发表。
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决议，中央宣传部也发出了广泛引发《评〈中国之命运〉》一文，除了报纸上刊载外，还要单独印刷成册。不仅在延安等根据地引发，还设法到重庆、桂林等地秘密引发。
这本小册子影响很大，甚至后来还印刷了英文版本，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陈伯达也因此名噪一时。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地根据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文中提到的“没有，就没有中国”一句话，延安的《解放日报》在1943年8月25日刊登了针锋相对的《没有，就没有中国》一文。
根据这个题目，年仅19岁的曹火星据此编出了一支歌，名字就叫《没有，就没有中国》，后来广为传唱。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偶然听到女儿李讷哼哼这首歌，好奇之下听女儿从头到尾唱了一遍。
虽然这首曲子旋律优美，但毛主席认为这首歌的句子中存在语病，即没有，就没有中国的 说法不妥当，毕竟中国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了，是先有的中国后来才有的。
不管如何说，仅仅凭借一篇文章，陈伯达一下子名声鹊起，趁着这股劲儿，他后来又写了很多篇文章，就连周恩来也盛赞陈伯达：
1966年，陈伯达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69年的九大上，陈伯达仍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且排名一度非常靠前。
1970年8月23日，中央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陈伯达也出席了会议。
从庐山上下来以后，陈伯达有些失落，后来回到北京以后，陈伯达几次要求见毛主席一面，希望能得到毛主席的谅解。
1980年，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陈伯达被判处十八年有期徒刑，以羁押日期抵刑期一日计算，陈伯达实际上还有8年刑期。不过，陈伯达在过去历史上，毕竟还是有贡献的，党中央也对陈伯达采取了优待政策。
1981年8月，陈伯达被批准保外就医，就安排他住在了北京一座新楼顶层的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当时陈晓农仍然在河北石家庄药厂上班，组织上出于照顾陈伯达的需要，把陈晓农一家三口从河北调回北京。
陈伯达晚年每个月有100多元的生活费，与邱会作、黄永胜等人相当，不过对于陈伯达而言，这笔费用其实还是有些少，因为作为读书人，这笔钱的大部分都被他用来买各种书记。
值得一提的是，陈伯达年轻时写了不少文章，按理来说是有很丰富的稿酬的，但据陈伯达回忆，自己从1958年开始就没有领取过稿费了。可自始至终，陈伯达并没有提及这笔钱去哪儿了。
“他1958年以后的稿费和他作为人大代表、政协常委的那份工资，都捐给科学院图书馆了，是我亲手经办的。”
这个要求其实并不算过分，组织上也最大限度地考虑了真实的情况，决定给陈伯达以及邱会作、黄永胜等人每人每月增加到200元。
陈伯达很喜欢看书、写文章，所以家里的书很多，以前他家里的藏书也很多，多达6万多册，但后来这些书都没有了，家里只剩下了两个书柜，陈伯达晚年很少出门，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里读书写字，书桌上杂七杂八的摆放着各种书籍。
不少的记者晚年登门拜访，想要采访陈伯达，但都被他婉拒了，只有叶永烈一个成功走进了陈伯达家。叶永烈后来也自称：
“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我的一生就是一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吸取这次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