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31-88575765
这几年中国大陆的图书，真是繁荣得出奇。借用我的一个朋友的话，书摊上从“天王巨霸、黑枪红血”到“丰乳肥臀”，差不多已经应有尽有。读书在当代中国人日常生活或文化消费中的地位，似乎在慢慢的变重要。
总的来说，在大多数的人们中间，流行着两种占支配地位的读书方式，一是应试读书的方式，另一种则是休闲快餐式的随意阅读。后者不但正在日甚一日地支配着已无应试压力的成人读书活动，即使是对仍然在校的大学生来说，因为与中学阶段相比较，应试压力已非常大程度上减轻，所以一头栽进休闲阅读状态的人，也绝对不在少数。
举个例子，如果你要历史系的学生说出一种最使他们印象非常深刻的书，那么他们中间十有八九会举《万历十五年》作为回答。如果你追问这本书好在哪里，他们往往会答复说，它与他们所读过的大多数历史论著都很不一样。
但如果你再进一步要求他们具体地谈谈这种“很不一样”，或者要他们回答下面的问题，即本书蓄意围绕着1587年这样一个“毫不重要”的年份（作者把它称为the year of non-significant），去叙述崇祯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等等著名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它究竟是想告诉读者什么？这时候，他们的回答大多会变成一堆不得要领的含糊言辞。说阅读只在他们脑海里留下一片十分浮泛的印象，或许还不能算是太过头。
为了有效地阅读与理解中的“印象派”和“朦胧派”，我感到有一种必要，在读书活动中提倡一种既使人赏心悦目又高度能动的专注阅读。它与应试式的读书方法很不相同，却可完全促进应试能力的提高。但在另一方面，它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克服应试阅读所可能会产生的各种负效应，比如灌输教育带来的被动学习、成绩优秀但逐渐丧失学习兴趣、僵化的应对模式、只注重表达技巧而欠缺思考的深度等等。这是人们应当更长久地坚持的、更可靠的读书方法。
从这一点出发，很值得回过头去，看一看古人怎样读书。今天的人已经不可能，也不必要完全恢复古人读书的方法。但是古人的读书经验，对于怎么样才可以在阅读中做到最大限度地去贴近文本，从文本中挖掘出尽可能多的内在涵义，还是有很值得重视的启发意义的。这就是我今日讲这个题目的原因。
我想从六个方面，谈谈古人读书的方式。它们是诵、录、校、疑、入味、“大其心”而“使自得”。兹分述如下。
“诵”字的原意即大声背诵。古人的背诵能力，今天看来很让我们大吃一惊。下面举几个随手摘抄出来的例子。
宋朝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黄庭坚五岁时，已经能够背诵五经。有一天他问老师说：“从来都称六经，为什么只读五种？”他的老师回答：“《春秋》不足读也。”这在当时人中是很流行的一种看法，最典型地反映在王安石把《春秋》称作“断烂朝报”的评语中。可是黄庭坚说：“是何言也。既曰经矣，何得不读？”据说他于是“十日成诵，无一字或遗”（王暐《道山清话》）。
另一个故事是关于苏东坡的。他曾经被人检举；罪名是利用诗歌和“谢恩表”之类的文章攻击政府，因此还吃过一顿冤枉官司。他的对头后来承认，在被审讯的过程中，苏轼对二三十年前所作文字、诗句，乃至引证经典和关于它们的传注，都能“随问即答，无一字差舛”（王巩《甲申杂记》）。古史中经常会有某人“千言过目，成诵不遗”，“一览即诵，不一字差”，“举书传常连卷，不遗一字”之类的描述。
还有些人，据说才把《汉书》看过两三遍，便能熟知全书，随口加以引证。这在当时虽然也令人佩服，却还远远算不得是一种“特异功能”。当然，“一字不差”云云或许有一点夸大。苏轼就有过把孔子弟子的话当作乃师言论来引述的情况。古书中引文的字句常与原文的文本小有出入，原因之一，便是作者习惯于不经查对文本，径直通过你自己的记忆来称引经典。
我还想讲一段反映古人“强记绝人”的奇闻轶事，宋代江阴有一个姓葛的秀才。有一次，他去拜见地方官。在候见厅里，他碰到另一名“意象轩骜”的士人先已等在那儿。这位葛君便很恭敬地向他作揖问候。对方见葛君穿戴贫寒，有点看不起他，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葛君非常不满意。坐了一会，他便问道：“你来见地方官，有没有‘衔袖之文’？”这是指古代士人为求长官、前辈的赏识，而在见面时向后者呈献的代表作品，也叫作“行卷”。那人自然没有忘记带着它。葛君便向他要求看一看。
此人素来自负，于是很得意地把自己的行卷出示给葛君。葛君接过来“疾读一过”，口称“大好”，当即交还。不一会儿，两人一起见地方官。眼看谈话就要结束，葛君突然说：“我这些不成样子的文章（自谦之辞），都被这位老兄占为己有。刚刚他呈献的那些篇章，就都是我写的。我可以当场把它们背一遍，以作证明。”然后他就高声背诵起来，居然“不差一字”。在座的人们都信以为真，纷纷责备那个真正的作者。“其人出不意，无以自解，仓皇却退。归而惭恙，得疾几死。”
但故事还没有说完。这位葛秀才的住家邻近有一个经营染布业的铺子。一天晚上发生火灾，把整个店铺连同记录着客户所交付的托染布匹的品种、数量等事的账簿一起都烧掉了。客户们乘店主没有凭据，都加倍索要赔偿。店主急得团团转。他的儿子忽然想到，失火前一天，葛秀才正好路过店铺，曾经在柜台上顺手翻阅过那本账簿。于是店主准备了酒菜，去找葛君商量。“葛饮毕，命取纸笔，为疏某月某日某人染某物若干，凡数百条，所书日月、姓氏、名色、丈尺，无毫发差。”店主拿着它，“呼物主，读以示之，皆叩头骇伏”（《梁溪漫志》）。
有关葛秀才的传闻之词，未必完全真实。稍晚的元人笔记，也提到为试验某人记忆力，让他诵读染铺营业簿的事。看来它更像是用来形容某人记忆力出众时的一种套话。但是，当时人们的记诵能力强过现代人无数倍，则肯定是事实。
在印刷术普及之前，在纸张取代竹帛成为最基本的书写材料之前（此种取代之完全实现要晚至两晋之际），也就是当人们在一生中只有很珍贵、很稀少的几次机会能够接触到典籍的时候，人记诵文本的潜在能力就被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了。这种能力不但在少数人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同时对很大一部分读书人来说，它也是一种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证据呢？只要回忆一下唐人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宋人所谓“焚香礼进士，嗔目待经生”，个中的道理便可看作最硬朗的证据。人们对科举的两个主要科目的重视程度大不一样。进士的取录标准是文学创作的才能，所以进士科成为展示读书人才华的主要竞争科目。考的人多，录取难，中选者也更受社会的尊敬。明经科考的是记诵，可谓“手抄义疏，口诵集解，心熟笺注”，所以被当时人看作是一条“舍精就简，去难从易”的进身之路。可见记诵已经变成古代士人的寻常技能。因此能断言，古人的记诵能力普遍地优越于今天的人们。
记诵潜力的发挥固然与典籍难求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在中国古人的读书传统中，记诵又远远超出了用以机械地保存典籍文本的一种方法或手段的意义。朱熹说“读书须成诵，方精熟”，就是这一个意思。即使手中有了书面文本，还是强调“成诵”的原则。
在这里，我们还需要举苏东坡为例。有一个夜晚，他在《赤壁赋》中提到过的“雪堂”中，再三再四地诵读《阿房宫赋》。每读完一遍，即反复咨嗟叹息，至夜深时分还不肯罢休。这就苦了在外间侍候的两名陕西籍老兵。主人不就寝，他们当然也只好干等着。其中一人长叹说：“知他有甚好处！夜久寒甚，不肯睡，连作冤苦声。”另一人说：“也有两句好。”先说话的这位大怒道：“你又理会得甚底？”答曰：“我爱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原来他是将杜牧的这两句话，当作了宣泄自己怨气的寄托（《道山清话》）。
所以，成诵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简单地复制一个文本，而是为了在“精熟”的程度上去充分地对它加以解读。它不是一种储存书籍的方法，而是一种读书的方法。
“录”就是抄书。书籍难得，靠抄书保存文本，这与记诵类似。明朝的“开国文臣第一人”宋濂，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题为《送东阳马生序》。在那篇文章里，他回忆自己幼年的经历说：“余幼时即嗜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为啥说“不敢稍逾约”？当时人有“三痴”的说法，其中之一便是“借书与人曰痴”。意思是借书不还的事太多，所以书不可以轻易借予人。正因为如此，宋濂不敢逾约，否则再借就难了。
另一个例子，说的是金末元初人王思渊。此人“闻一异书，惟恐弗及。……志气精强，目览手笔，日且万字。不十年，得书数千卷”（《王氏藏书目录序》，《秋涧集》）。
与记诵同样，录书也不仅是保存文本的方法而已，它本身即是一种读书方法。所以古人有“—录则胜数过”的说法，意思是抄录一遍，其效果远胜于从头到尾地读上好几遍。司马光在位于洛阳的“独乐园”里有一个著名的“读书堂”，堂内藏书万卷，但他仍然经常动手抄书。除了整篇整本的抄录，摘录、笔记也是通过“录”来加深对文本理解的一种途径。所谓“不动笔墨不翻书”，就是这一个意思，这也是“录”的一义。
“校”即校勘。在印刷术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前，古书都曾经历过以记诵文本和抄本的形式流传的阶段，记诵或抄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差错，致使同一典籍的文本在辗转流传之中变得差异极大。这种情况即使在印刷书籍出现之后仍大量存在。一是印刷本所依据的底本原有差异，二是刻板印刷过程中又也许会出现新的错误。所以，古人读书，在诵、录之前，第一步是先作文字上的校对，以便尽可能地保持文本的准确性。
首先，照本改字，要做到不错不漏，本身即是一件说来容易做来难的事情。校书如扫落叶。院子里的落叶，绝不可能一遍就打扫干净。校书也是这样。书中的增衍错漏之处，即使有反复多次的过细功夫，也是难得一网打尽的。
其次，要在不同文本的字句差异之间做出一种准确的判断与取舍，更是一件显现真功夫、硬功夫的难事。所以段玉裁曾说：“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伪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钱大昕读《后汉书》卷六十八《郭泰传》，在传文末尾处发现有74字“词句不伦”，于是举出不依前文避讳体例称字而称名、叙事重出、书字而不书名、词意重沓等“四疑”，推测此74字本非《后汉书》中的原文。
他的这一见解发表之后，人们发现了一部嘉靖年间的福建版《后汉书》，是当时根据一种宋代刊本来翻刻的。检阅这个刊本中的《郭泰传》，果然如钱氏所言，没有那74字。这才断定，上述74字原属唐太子李贤的注文，是宋代之后才窜入《后汉书》的正文当中去的。
古人格外的重视诵、录、校的基本功；但他们读书，又绝不仅止于诵、录、校。宋朝的谢良佐，最初以为学问不过就是强记博闻而已。他在见陈颢的时候，“举史书成篇，不遗一字”，自以为表现很出色。想不到陈颢并不欣赏，对他说：“贤（对交谈中另一方的尊称）却记得许多，可谓玩物丧志。”
谢良佐听到这样的评价，当场窘得汗流浃背，满脸通红。但等他看到陈颢读书，“又却逐行看过，不磋（失误）一字”。他一开始很不服气，后来却终于省悟过来，并且拿自己的这个认识过程作“话头”，去开导其他“以记闻为学”的后生（《近思录》）。这就是说，读书不可不始于诵、录、校，但光做到“逐行看过，不磋一字”，仍然是远远不足的。
“疑”是指一种积极追问的精神。元朝的大教育家许衡，就最喜欢善于“疑”的学生。他的传记有曰：“诸生或有疑问，则为之喜见颜面。因语之曰：‘书中无疑，能以为有疑；有疑，能使之无疑。学斯有得矣。’”（《元列传二首·许衡》，《王忠文集》）这个意思并非他自己的发明；比他早一点的朱熹，已经说过类似的话了。许衡不过是在炒朱熹的冷饭而已。
所谓“疑”，当然不是在提倡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怀疑一切，或者蛮不讲理、吹毛求疵地去否定别人。清朝有个学者叫毛奇龄，平生不喜欢苏东坡。一次在京师中，有人问他：你说苏轼的诗文不好，那么，“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难道也写得不好吗？想不到这一招没有难倒毛奇龄。他当即愤愤然地回答：“鹅也先知，怎只说鸭？”在场的朋友无不为之捧腹（《居易录》）。
“疑”不是指这种毛奇龄式的强辩。相反，中国学术传统所推崇的最高境界倒是“平实”，即所谓“极乎高远，底于平实”。追问应当一直追到平实之处，而不是靠危言耸听、巧言令色，使人蒙蔽于一时。
我们都知道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白居易的诗篇《长恨歌》，其中有两句写道：“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有人说，长生殿是祭神的宫殿，绝非“私语”之处，当改作“飞霜殿”才符合情理。清代的考据家阎若璩指出，这种见解的根据出于《长安志》。
据该书，天宝六载改温泉宫为华清宫，重新命名其中专用于洗浴的宫室为九龙殿，寝宫为飞霜殿，祭神的宫殿则名为长生殿（据《唐会要》，该祭神殿此前名为集灵台）。这样说来，唐明皇和杨贵妃夜半私语的地方，似乎应当在供他们休寝的飞霜殿才是。那么，白居易错了吗？
阎氏接着征引《资治通鉴》卷九〇七中胡三省的一条注文指出，唐代皇帝寝殿亦可通称长生殿。洛阳、长安、骊山都有长生殿。故此阎氏以为，长生殿实有两义：一为专名，华清宫祭神宫殿是也；二为通名，唐宫中的寝殿是也。白诗所谓长生殿，即以该名的后一义言之，所以未必有不妥之处。
针对上述见解，陈寅恪又提出他的不同看法。他说，华清池是温泉。唐皇华清宫之行，实乃继承北朝贵族以温汤疗疾来除寒祛风的旧俗而已，而这只能发生在冬春之际寒风料峭的时节。事实上，细检史书，可知唐皇驻跸温泉，确实也多在冬末春初，未见以夏日炎暑临幸骊山之例。白居易不谙内宫规制，“长生殿夜半私语”的文学描写，殊不必看作就是史实。
考据家的失误之处，恰在于过分认真地把白诗与记录史实的文献等同对待了。中国古典文献学及隋唐史专家黄永年更在以上说法的基础上指出，白诗如此描写，非因“常识之不足，盖实有其苦心在也”。
这番“苦心”便是：诗人必欲合并当时已流行民间的七夕牛女故事、玄宗宴乐最典型的背景华清宫，以及汉武帝与李夫人故事的蓝本为一体。也就是说，这篇文学作品的背景既须为骊山华清宫，其中心复须为七夕。“鱼与熊掌，必欲兼得，此‘七月七日长生殿’故事之所以产生也。”
从引出对白诗的质疑，到否定此一质疑，再到对质疑的否定之否定。经过这一番反复，阅读者的理解，就可能比过去又前进了那么一小步。疑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由约而博又反博归约的思考过程。有疑故而要发问，有问然后才有学。“疑”的态度，就这样推动着我们读书的深入和学问的长进。
所谓“入味”，是我从古人的以下这些话中间概括出来的一个说法：“读书须到不忍舍处，方是见得真味”（朱熹）；“弄书册而游息时，书味犹在胸中”（黄庭坚）；“睡余书味在胸中”（陆游，诸说俱见《潜邱札记》引）。
关于读书读到“见得真味”，在这里略举一两个有趣的例子。13世纪中叶，华北有一个名叫刘德渊的士人，某夜与另一个读书人“对榻学馆”。半夜三更，他突然起床，把同屋者摇醒，说：“我对汉朝诸葛亮的言论忽然产生一种不同看法。可惜未能与他生在同时。否则一定要当面向他指出来。”（《刘德渊墓表》，《秋涧集》）这大概就是陆游所谓“睡余书味在胸中”的境界。否则他怎么会在半夜三更这么激动地从床上爬起来？
另一个是司马光的故事。这位老先生罢官退居洛阳的时候，成天用读书打发日子。一天早晨，有一个学生去拜访他。老先生见面后兴奋地向学生宣布曰：“昨夕看《三国志》，识破一事。”于是叫学生搬出《三国志》和《文选》，当场检阅有关魏武帝曹操《遗令》的记载。
我们知道，人既然要在临死时留下遗嘱，必定会选择最紧要的事情来交待后人。曹操的《遗令》有数百言之多，对他死后如何处置曹氏与东汉王室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是否以魏代汉的问题），却一字不曾提及。对于怎么样分配家里储存的香料（汉魏时期，高级的香料多为外国进口货，算是一种很贵重的物品），对众多妻妾应靠织履卖钱而自食其力一类琐细的事情，他反而说得再详细不过。
老先生曰：“遗令之意为何？”他的学生回答：“曹公一生奸诈，死到临头，总算说出了几句有点人情味的话。”司马光大不以为然，他说：“此乃操之微意也。……操身后之事，有大于禅代者乎？今操之遗令，谆谆百言，下至分香卖履之事，家人婢妾，无不处置详尽，无一语语及禅代之事。其意若曰：禅代之事，自是子孙所为，吾未尝教为之。是实以天下遗子孙而身享汉臣之名。”
他对窥破了曹操欲保全自己“汉臣”身份的“微意”颇为得意，说道：“此遗令之意，历千百年无人识得。昨夕偶窥破之。”接着，他又郑重其事地告诫学生：“非有识之士，不足以语之。”这位被老师视为“有识之士”的客人真是受宠若惊，连忙反过来恭维老师说：“非温公识高，不能至此。”（《元城语录解》）吹捧归吹捧，司马光的如炬目光，不能不使我们佩服。这种眼光，与他“见得真味”的读书法当然是息息相关的。
提倡读书要存“疑”、要“入味”，不等于说就可以对文本作任情随意的主观发挥。毫无约束的“疑”，会变成“疑心生浪鬼”；毫无规定性的“入味”，会引得人走火入魔。为此，在读书时保持一种“大其心”而“使自得”的精神情况，也就显得特别重要。
“大其心”而“使自得”，是说读书“当玩味大意，就自己分上实着体验。不须细碎计较一两字异同。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已”（朱熹）。或者如程颐所说：“读书当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见矣。”（俱见《秋涧集·玉堂嘉话》引）
疑与入味，都应当避免过分的、刻意的人为操作成分，尽可能追求一种自然而然的认识过程。完美实现这一过程，重点是要保持一种平心、易气（即气度舒坦、平易）的精神境界。平心易气，换一个说法，即“须放心、宽快、公平以求之”；或曰“须是大其心，使开阔”。“大其心”之所以必要，因为“心大则百物皆通，心小则百物皆满”（俱见《近思录》引）。
心大，百物皆通，对世间万物的理解自然达成，这叫“优游涵善，使自得”。所以宋儒认为“大抵学不言而自得，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近思录》）。这里所谓“安排布置”，指挖空心思的纯主观臆测，指过分地依赖于各种人为技巧或手段，对文本作牵强附会的过度解释，指拿某种绝对的、主观的、一成不变的尺度去衡量人间和自然世界。
如果允许我略微离开一点本题，那么我要强调，平心易气，或者“大其心”，不仅是一种读书态度，在宋儒那里，它也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为人处世的态度。古人说：“士大夫视天下不平之事，不当怀不平之意。平居愤愤，切齿扼腕，诚非为已。一旦当事而发之，如决江河，其可御耶？必有过甚覆溺之至。”（《玉堂嘉话》，《秋涧集》）持此种心态的人，宋朝就有一个典型在，那就是王安石。
可以说，这就是宋朝以及后来诸多中国政治家与王安石的根本对立之处。儒家讲“视天下不平之事，不当怀不平之意”，那意思不是说人不应该有是非好恶的基本立场或基本态度。儒家追求自己的政治和道德理想，态度是很执着的。但他们反对通过激烈的、颠覆性的社会动员手段去达成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向来对革命所天生带有的偏激性质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当然，革命在有些历史场合很难避免。
在这时候，儒家的立场就显得有一点保守。但当革命出现“如决江河”、“矫枉过正”的局面时，儒家立场的合理性就较容易被人们认识了。这当然是另一个话题。因为提到《大学》中“身有所忿疐，则不得其正”一段话，所以顺便说几句。
“贵自得”还有一个意思，即强调通过直接地接触文本去感知和体察它的丰富涵义，而不须经过有些不必要的中介环节隔靴搔痒。在这方面，章学诚有一段话已经讲得极透彻。他说，文章的佳胜，只有靠读者自己去体悟，是他人无法代劳的。
“如饮食甘苦，衣服轻暖，衣且食者领受，各自知之，而难以告人。如欲告人衣食之道，当指脍炙而令其自尝，可得旨甘；指狐貉而令其自被，可得轻暖，则有是道矣。必吐己之所尝而哺人以授之甘，搂人之身而置怀以授之暖，则无是理也。”（《文史通义》）
这里说的古人读书的方法，对我们今天从事“精读”特别有启发作用。当然，无论是谁，一辈子能够精读的书籍，其品种和数量都总是很有限的。我们做不到、事实上也不必用精读的方法来对待每一本需要看的书。很多书，只要大体翻一翻就可以了。
但是，根据各人的不一样的需要，选择几种或十几种最重要的书籍来精读，我想对任何一个人都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具备了起码的精读经验，你的泛读、速读甚至“随便翻翻”，才可能取得更好的效果。从这个方面来说，缺少了对精读的体验，也就很难说真正学会读书。
近五十年来，世界上对中国历史背景和文化的研究，从方法上说，经历了两次大变化。一次发生在1960年代，社会科学的概念、理论、思考方法向中国历史背景和文化的研究领域全面渗透，传统的西方“汉学”易帜为“中国研究”。这个风气的变化，是在西方社会科学向人文学科全面渗透的二三十年后发生的。晚到的范式转变，使得“中国研究”在蔚为风气时，西方学术界慢慢的开始普遍怀疑人文学科是否应当全面向社会科学靠拢或受其支配的问题。
因此，1970年代以来，宏大理论（grand theories）在西方人文学科领域又趋于复苏，由阿尔都塞、年鉴学派、德里达、福科、迦达默尔、哈贝马斯、库恩、列维·斯特劳斯、罗尔斯等学者所阐扬的各种社会哲学理论，受到大家广泛的关注。
这一趋势大约在1980年代以后也很快影响到西方的中国研究领域。这样两波冲击，即1960年代的社会科学与1980年代的社会哲学对中国历史背景和文化研究领域的冲击，为中国大陆学术界知道，绝大多数都是在1990年代的事情。
面对这样密集和大量体的信息，中国学者深刻地感觉到，理论对中国历史背景和文化研究的意义变得非常非常重要。但对这一点的过度估计，也很可能会导致另一方面的误解，以至于人们对掌握原始文本重要性的认识变得严重不足。
在大学生、研究生中间，对原始文本的忽略更成为普遍的现象。以为理论是金钥匙，是打开解决一切问题的大门。至于如何从原始文本中“榨取”出尽可能多的历史信息，则似乎不大为他们所关心。
然而，历史背景和文化研究的魅力，恰恰就要从解读形形的原始文本开始，方能寻得来。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人的读书传统，对我们今天的人仍然是一份重要、丰富并且永远也不会过时的宝贵遗产。
最后，我还想送给各位一篇不太长的阅读材料，题目是“朱熹论读书法”。这是我从《朱子语类》里选辑出来的有关怎样读书的数十条语录。初读时，你或许会觉得它们都太过平易而无甚高明之论。但若真的照着实行起来，你就会知道，诚如朱熹所言，其实要“到那平易处极难”！（《朱熹论读书法》见《读史的智慧》所收本文附录，此处从略）
